本文转自青城幽领导推荐的某论坛，本文所述未必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
一地鸡毛这个系列已经被自己中断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是家事、商事、狗屁事，事事烦心，另外一方面是系列中的这篇文字可能会让很多人不快，甚至是口水砖头一起飞。思量良久，还是没有把它发上来。
如今徒步墨脱都已经成为历史达半年之久，又正巧赶上西藏的骚乱，半年前成文的东西现在发出来倒成了有点应景的文字，实非所愿，只是似乎现在可以少一点口水官司。
纵观世界三大宗教，都发源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都是出自对现实苦难的无奈，对大自然中各种强大力量的无奈，而沉入对来世的渴盼。
在那木错湖边曾经有一个来自德国的中年女人问我：西藏的佛教信徒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转经朝佛。我说，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在与高原的斗争中，总是弱者。他们想通过这种心理的安慰，洗清自己前世或今世的罪过，追求一个光明的来世。她又问我，那他们的来世恐怕多数还是在不宜人类生存的西藏，怎么办？我彻底无语，不知怎么回答她。
西藏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缺氧、严寒、交通不便、资源贫乏、气候严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暂的世界屋脊，生活极为艰难。处在这样生存状况下的藏族先民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获至宝，笃信至今，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給藏族人提供了解脱苦难，超度来世，升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汉地禅宗也曾传入西藏，並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与喇嘛们辩论，这便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争辩”（ 禅宗主张“顿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张“渐悟”---渐次修行﹑经过许多世后成佛）。最后以顿派告输而终结，汉族僧人被遣送回内地，禅宗在西藏从此被禁。因为藏人再怎么悟，也没办法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与乐园。董仲舒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西藏的自然环境﹔“道”则可以理解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只有理解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西藏佛教的前世今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特征。汉藏两族虽然同为黄种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却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当然是语言，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异。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集体无意识，它起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过﹕“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在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汉族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间即是乐园﹐现世犹如天堂。所以汉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实用理性精神”。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界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
讲个笑话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 其实汉人什么信仰都没有。只要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想起有神有佛这回事情来。比如想要生个儿子，想要升官发财，想要风调雨顺等等。他们才会去佛寺烧香磕头﹐直截了当地祈求菩萨保祐他們现世的梦想，而不是超度来世。汉族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用到达了佛道不分，见庙就拜的地步。所以汉族历史里从来没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却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传统，只是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才出现例外。
与此相反，原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执主义类似）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现世的功利，而是超度来世。它认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等苦难，人要摆脱这些苦难必须清心寡欲﹑反复苦修﹐经过多次转世轮回，功德圆满之后，才能跳出轮回，摆脱苦难，立地成佛，即所谓修成正果。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佛教传入后，与苯教斗争了很久，才取得统治地位。喇嘛教把苯教的灵魂不死，同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超度来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集体无意识——就是“信仰高于理性，来世重于现世”（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试图使用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达赖的“信仰高于理性”作战，效果不彰就是源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
现实生活越是艰难的藏人，对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热，对来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对喇嘛越是尊敬﹐对寺庙越是慷慨。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一字不识，根本看不懂佛经，也念不通一句佛经，对佛教的思辨哲学一窍不通，只会口诵“六字真言”，手转经筒（据说每转一次经筒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这是为了方便不认识字的藏民朝佛而设计的东西，现在几乎已成为藏族的标志性物件），五体投地磕长头，向寺庙供奉尽可能多的钱物，祈求来世投个好胎。这样的人却是世上最虔诚的佛教徒。
至于喇嘛们的宗教﹐是和森严的等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吴忠信（曾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亲自主持十四世达赖——就是现在还活在印度的那个达赖的坐床仪式）在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描述过当时的宗教制度。他说：“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內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大约三四年或四五年卒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学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
以上的描述只是记录了喇嘛们的宗教的基本过程。但是吴老先生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的原因。那是因为要想进一步升上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那些出身富庶人家的喇嘛才能有足够的金钱物资供奉寺庙，才有机会进阶。而穷人家的孩子从进入寺庙那天起，除了要忍受无穷的杂役外，稍有面貌英俊者还要忍受高级喇嘛们的鸡奸。
宗教——至少西藏的佛教——是一种要求人们盲目服从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当它和用权力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专制政治结合在一起，变成政教合一的精神——世俗力量时，便拥有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只有人格化才能发挥政治和组织功能，这便是罗马教皇和达赖喇嘛的由来。按照喇嘛教的說法，达赖喇嘛是慈悲菩萨观世音的化身。所谓菩萨是已经修成正果、证得菩提的候补佛陀。他们帮助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超度来世，即所谓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了感召凡夫俗子﹐观世音菩萨便化身为肉胎凡人，就是达赖喇嘛。肉胎凡人自然会死亡，于是便有达赖喇嘛的转世（班禅喇嘛则是无量光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开始只是宗教领袖，另有藏王（蒙古军阀）作为世俗领袖治理政务。1751年乾隆皇帝废除藏王制，授权七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治理西藏政治事务，从此达赖喇嘛兼任政治領袖。政教合一的体系正式形成，达赖喇嘛成了西藏的神。
正如达瓦才仁（达赖集团臭名诏著的发言人。经过这次314，应该是天下共知了）说的：“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政治在西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为西藏人沒有什么政治观点，西藏人沒有一个政党，它的观点就是宗教。西藏民族不是一个政治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对政治並不感兴趣。”《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作者，美国人戈茨坦指出，西藏的宗教与农奴制度紧密结合，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互为支柱一样。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万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社会的缺陷。”
藏族人既然认为世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来世，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社会和发展科技与生产。藏文典籍几乎都是有关于佛学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国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问世，藏文从来就没有科技词典，也几乎沒有科技词汇。今天，中国最大的五种少数民族语言（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和藏）中前面四个民族都能用母语教授自然科学，只有藏文因没有成熟的科技词汇而无法做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现，科技词汇的缺乏反映了科技思维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维，这和非理性的宗教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力百般阻挠科学研究，甚至残酷迫害科学家就是明证。上个世纪的上半叶，西藏的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英文学校的开设，也是因为害怕引来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理性思維。
西藏的宗教虽然不关心科技与生产，却消耗了西藏的大部分财富。1950年以前，西藏耕地约300万亩，寺庙和上层喇嘛占有40%。1959年拉萨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4.7万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农庄牧场和农奴，还从事商业和放债。达赖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銀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历年放出的高利贷粮食累计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在30-50%，借粮在25%。此外，寺庙和喇嘛还从香客那里得到大量的布施。当农奴将大部分收获交给领主（政府、寺庙、贵族）后，还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寺庙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够维持生存，不可能有资金来扩大再生产。而今天，在西藏很多最贫穷的县，农牧民还在象以前一样供奉当地的寺庙，甚至把国家发的救济粮都变卖捐出。
英国人贝尔（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厦政府1917年的财务报告分析西藏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厦政府收入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80万英镑，噶厦政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除了噶厦门政府、各宗(相当于县)政府也要拿出约一半收入给寺庙。正如戈茨坦指出的，西藏的喇嘛通过政府津贴、寺庙庄园、民间化缘和寺庙自己的金融活动吸收了西藏的大部分财源。
寺庙的钱用在哪里？第一，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每个藏历新年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日夜燃烧的酥油灯。第二，供养喇嘛。1958年西藏喇嘛占总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两户平民要供养一个喇嘛。第三，寺庙的建筑和佛像等设施。西藏寺庙的众多与豪华经常让游客惊讶。只要看看布达拉宫里历代达赖灵塔的造价和所耗费的黄金、宝石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了。毫不夸张地说，旧西藏的经济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佛服务的。戈茨坦在他的书中说：“西藏宗教对社会财富掠夺之剧烈，连中世纪的欧洲都望尘莫及。”
大家都知道《红河谷》这部电影，很多人都去过在江孜的宗山城堡，知道那段抵抗英国人入侵的故事。而真实的历史是：藏军在各次战斗中基本上属于一触即溃，死伤枕籍。喇嘛、活佛们除了念经，没有任何办法。英国人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红河谷里那个英国上校的原形，在他的书中这样表达他们的自豪和喇嘛们的蔑视：“喇嘛用尽了他们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拦我們，他们依靠中世纪的武器和各式各样的杂牌现代武器同我们较量。在拉萨，他们举行了求助于天的仪式，整天诵经，一本正经地诅咒我们，然而我们还是过来了。”
喇嘛教也像欧洲的天主教，本性极端保守，把佛经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把传统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曾在噶厦政府当过三任宗本（县长）的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回忆：西藏“到处充斥花样不得翻新的用语，噶厦政府官员夏天也必须戴大皮帽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寺庙集团主宰的噶厦政府一方面百般奉迎英国殖民主义者，乞求其支持“西藏独立”；另一方面，又认为外来的英国文化对佛教继续在西藏一统天下的局面构成了直接的的威胁。“如果因为英国的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的传入而使贵族和大商人逐渐英国化，宗教最后就可能失去施主，西藏固有的特征也会丧失”。寺庙集团在1925年與1945年两次强迫噶厦政府关闭了西藏的英文学校﹐因为“英文学校回灌输外来的无神论思想，危害宗教教义和制度”。寺庙集团还严厉打击崇拜英国生活方式的军官集团和噶厦政府內部的改革势力，千方百计阻挠藏軍、噶厦政府和社会的现代化。以至于可笑到：达赖集团一再请求英国提供现代武器，却害怕自己的军官去英属印度接受训练。（这支藏军后来在解放军进军西藏和1959年平叛过程中闹出无数令现代社会的人们啼笑皆非的故事，后面会讲到这些故事）
西藏的宗教不但阻碍的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其虚伪与暴虐也让人们发指。
佛教禁止杀生，藏族人在缺氧与严寒的自然条件下不能不吃肉。于是喇嘛们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吃肉﹐又歧视屠夫﹐把屠夫视为下等下级人。在政教合一的西藏，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根草绳的价钱。于是杀生的罪孽与惩罚全部由该死的屠夫来承担，其他僧侣连同达赖喇嘛在內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大吃其肉。至今拉萨还居住着一千多名土著回族，在西藏定居了好几百年。他们说藏语，信奉伊斯兰教，有自己的清真寺。在政教合一的西藏，藏人允许这些人不信喇嘛教，就因为他们大都以屠夫为业，承担了藏族人不愿意做却又少不了的“下贱活”。但是在1959年的叛乱与1989年骚乱中，喇嘛们却带领藏族人打砸抢烧拉萨的土著回族——因为他们和汉族人一样是不吃糌粑的异教徒。
达赖喇嘛多次为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辩解说：佛教是禁止杀生的。农奴主和噶厦政府从来都不随意处死农奴和囚犯。不过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剜去农奴们的眼睛；砍断他们的手脚；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以后将他们放走，让他死在别处。这样达赖就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
西藏的密宗的灌顶仪式更是令人发指。根据黃教（又称格鲁派，达赖喇嘛即是派教主）创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卷十四﹐灌頂是修密宗时必需举行的仪式。一个僧人从入密門到修炼最高密法无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进行行多次灌顶。密宗視灌顶为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未受灌顶者是不能修炼密法和阅读密宗经典的，否则不仅得不到成就，死后还要下地狱。
灌顶仪式必须由金刚上师执行。仪式在曼陀（绘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场）前举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穿着盛装，由上师手持一个內装“圣水”的宝瓶，向受灌者头上洒水，再用以人的头盖骨做的碗装青稞酒让受灌者喝。最高级的灌顶仪式是修无上瑜伽密之灌顶。其过程是﹕修密弟子找一个12岁，１６岁或者２０岁的处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包围住的屏內，将此女献给上师长，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后由上师加持“金刚莲花”（男女生殖器），将“俗女身观空后，生天女身”。然后上师携“明妃”进入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罗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说就是性交，然后“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事毕，上师携“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无名指取“摩尼宝”（精液）置于弟子口中，同时念诵《金刚曼经》。弟子要诵意为“希有大安乐”的咒语，把“摩尼宝”咽下。而“明妃从入定起，不着衣服，于莲花中取甘露滴（处女血），同样置于口中，亦如上而饮”。这就是所谓密灌顶。灌顶后，弟子去遮目布。上师将“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后以自己的左手执他们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刚杵置于弟子头顶，教训道﹕“诸佛为此证，我将伊授汝。”然后令弟子与“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乐”。
所谓灌顶名为宗教仪式，实为轮奸少女。四十岁上下的朋友应该有人记得１９８７年《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叫桑桑扎西的少女被选中成为“明妃”，到灌顶后致死的全过程。以为描写太过写实而被禁止发行，当时的总编辑刘心武因此而被免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公共图书馆翻翻，看是否还可以找到这本书。
我不知道那些被藏传佛教感动得感激涕零，认为在那片透明蓝天下的宗教是如何纯洁，如何可以荡涤灵魂的小资女人们看了这样的过程会有何感想？如果那个被选中的“明妃”就是你，你又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没有哪个人会告诉我她要为了自己的信仰去献身！
去年９月出发去墨脱徒步之前的两周，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远赴英伦。在不到１０天的时间里穿梭于英国的４个城市之间。回国的时间与飞拉萨的时间只有２７个小时的间隔。在怀特岛的朋友约我去他那里做客。怀特岛是英国的一个度假圣地，位于英国的最南边，过海就是法国。朋友在当地开了一个中医诊所，抵埠的当天下午，朋友的病人——一个年过七旬的英国老太太邀请朋友去她家里喝下午茶。朋友索性也把我一起拉上，免得一个人在诊所里守空房。
老太太的丈夫已经有八十多岁，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老兵，去过缅甸和印度，曾经和中国远征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大舅也是远征军的一员，因此话题就多了起来。话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老太太转到了宗教问题上。我废了不少口舌才说明白，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在聊到中世纪英国的宗教时，老太太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几乎把晒着太阳，端着红茶的我，从沙发上震到地下。仿佛那声音是从天外飞来，而不是出自我的对面。
她看着我，缓缓地说：“卡尔.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不是吗？”
